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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鎮化最緊迫的問題是在制度上確立農民市民化,就地城鎮化是最有效的途徑。”全國人大代表、南京郵電大學校長楊震認為,農民市民化的核心是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服務需要均等化,使農民獲得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

    楊震代表說,農民市民化過程中應防范四大社會風險。第一,基層治理風險。在戶籍轉換的過程中,農民雖然戶口轉成非農,居住條件改善,但失去了土地,農民失去了最后的依靠,同時面臨生產生活方式發生轉變,原有的熟人社會模式的改變的問題,矛盾糾紛無法自行排解;另一方面隨著城市的快速擴張,農業高素質勞動力和人才流失嚴重,農村和農業的發展資金短缺會進一步加大,基層治理面臨巨大風險。

    第二,公共安全風險。隨著農民市民化的快速發展,被市民化的農民會由于收入差距引起絕對或相對剝奪感,心理失衡,與市民待遇差距不能正確面對,其中極少人抱有仇視社會、報復社會的陰暗心理。

    第三,社會文化及社會心理風險。城鎮化過程中對原有環境的改造,易導致民間風俗、傳統藝術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破壞,傳統文化受損;同時城鄉價值觀的分歧容易導致農民市民化過程中思想深處沒有歸屬,信仰缺失、道德滑坡、信任危機等。

    楊震代表認為,防范上述城鎮化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社會風險應加強防控體系建設。一是構建“四位一體”的城鎮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指標體系。將風險量化,圍繞農民訴求、政策、執行、結果四個方面,對城鎮化進程中配套政策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進行評估。

    二是建立健全基本的社會風險預警體系。監控各類“風險源”,加大風險預警信息的“共享”能力。評定風險等級、評定風險承受能力、提出風險化解對策,強調法律法規和政策策略相配套,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不穩定因素。

    三是探索風險調控的應對機制。成立一個以政府為主導,社會力量共同參與的處置機制,加大決策會商和協調指揮的要求。通過發揮和調動傳統文化、心理、習俗的社會風險自控機制的潛在價值,重視家庭保障、民間互助所起的基礎性作用,在正式制度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出各種非正式制度的在社會穩定上的有效作用。

作者：凌軍輝